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系列解讀⑧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 加快建設農業強國******
作者：錢加榮、毛世平，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對建設農業強國作出全面部署，農業強國具體表現為農業供給保障能力強、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強、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強、農業競爭力強和農業發展水平高，一個關鍵指標——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可以集中反映這些農業強國的基本特征。建設農業強國必須全面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
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是對農業生產系統總體效率的度量，即農業總產出與總投入之比。這里的“全”不是指全部生產要素，而是指除有形生產要素（如資本、土地、勞動等）投入外，能夠影響農業產出增長的所有因素，包括品種改良、新技術推廣、資源配置優化、產業結構調整、經營體制創新和調控政策改進等。全要素生產率可直觀理解為科學技術，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是科技進步的有效衡量指標。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越高，表明農業發展對化肥、農藥、勞動力等資源要素的依賴性越小，農業發展的科技含量越高、可持續性越強。
對照農業強國建設目標，目前我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農業發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農業科技創新與農業技術進步不同步現象仍然突出，各類問題集中表現為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不高。因此，要著力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為建設農業強國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
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可從以下五個方面著手：
第一，加快農業科技創新步伐，夯實農業發展科技支撐。一是要加強基礎研究，不斷推進原始創新前沿。聚焦農業生物組學、合成生物學、動物免疫調控機制、營養代謝調控機制等世界前沿領域，強化創新布局，積極取得重要科學發現，提出相關科學理論，為農業強國建設打造世界領先的基礎研究平臺。二是要緊跟國際農業科技前沿，瞄準應用研究新方向。聚焦生物育種、現代信息、新材料、智能裝備等國際前沿技術領域，開展關鍵技術聯合攻關，努力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重大成果，牢牢把握科技自主權、發展主動權。三是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開展關鍵領域“卡脖子”技術攻關。強化農業科技創新的國家需求導向，圍繞種子和耕地“兩大要害”，強化品種選育、耕地質量提升等重大實用技術研發，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第二，著力強化農業科技推廣，堅持研發和推廣“兩條腿”走路。農業不同于其他行業，農業科技成果需要經過推廣才能大范圍應用于農業生產。當前我國農戶經營規模小且分散，農業科技推廣難度極大，各地普遍存在“重研發、輕推廣”現象，嚴重阻礙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提高。在強化農業科技研發的同時，也應注重農業科技推廣，將研發和推廣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做好農業科技推廣頂層設計，定期制定農業科技推廣規劃和指導文件，在國家層面形成鮮明政策導向，不斷強化農業科技推廣工作，逐步形成新時期農業科技推廣體系，打通連接現代科技和農業生產的紐帶環節，促進現代農業科技成果快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三，鼓勵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經營規模效率。加強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政策引導，有序推進全國土地流轉工作，鼓勵各地通過土地經營權流轉、土地入股、股份合作、土地托管等方式，開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促進土地要素聚集，穩步提升農業技術應用及生產管理水平，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率。加大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培育力度，使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合作聯社、家庭農場、專業大戶等各類新型經營主體逐步成為農業生產新技術、新模式、新理念的開拓者和實踐者，促進農業標準化、專業化、集約化生產，提高農業規模報酬。同時，需結合我國農業發展現狀，根據經營主體生產規模，研發應用適應規模經營需要的技術模式，避免規模收益下降并有效控制經營風險，不斷擴展生產技術前沿，不斷提高農業經營效益。
第四，優化生產要素投入結構，提高資源要素配置效率。深入貫徹綠色發展理念，繼續開展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大力推行減量增效綠色生產技術，提高化肥、農藥利用率，加大節肥、抗病等環境友好型品種研發與推廣，有效替代化學要素投入，大幅降低化肥、農藥投入水平，提高農業投入產出比，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積極提升各地農業綜合機械化水平，替代農業活勞動投入；加快發展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為當地積極創造就業機會，吸納農業人口就近就業，減少中西部地區農業勞動力投入，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逐步縮小區域農業勞動生產率差異。
第五，加大農業支持保護力度，強化農業科技水平提升的政策保障。農民生產積極性是一切新技術、新成果得以有效應用的基本前提，也是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基礎保障。因此要加大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不斷提升農民生產積極性及采用新品種、新技術、新模式的主觀意愿，為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供政策保障。一方面要加大農業補貼政策實施力度，優化生產者補貼政策，制定考慮農業區域發展水平、農戶收入差異的差別化補貼政策；另一方面，要堅持并完善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不再參照生產成本制定最低收購價水平，避免陷入價格支持水平和生產成本相互抬升的惡性循環。此外，還應配套出臺農資價格管控措施，嚴防農資價格投機性上漲，形成完備的農業支持政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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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讀懂中國式現代化丨尹?。褐袊浆F代化為何是一種“創新論”？******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電 題：中國式現代化為何是一種“創新論”？
——專訪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院長助理尹俊
中新社記者 李雙南
編者按：
現代化，一場跨越數百年、關涉五大洲的全球社會大轉型，貫穿經濟、科技、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給世界帶來巨變。中國，無疑也是這歷史進程中的一部分。 經過百年奮斗，中國的現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報告正式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為何是現代化模式的創新？其本質要求究竟為何？為何能打破“歷史終結論”？“東西問”特稿專欄藉此推出“讀懂中國式現代化”專題策劃(二)，將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進行解讀。
中共二十大報告正式提出“中國式現代化”。何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國與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有何差異？中國式現代化有哪些理論創新的可能性？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了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院長助理尹俊。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嘆：誰能解釋中國經濟，誰就可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從您的研究而言，中國經濟的復雜性何在？
尹俊：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創造了“當驚世界殊”的經濟奇跡，如何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斯芬克斯之謎”是經濟學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中國經濟之所以具有復雜性，既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各地區差異較大等特殊國情，也因為新中國70多年的經濟發展歷程，不能簡單用傳統發展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轉型”來概括，突出表現為兩類轉型的疊加。
一是中國經歷了兩次經濟體制轉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上，通過社會主義改造轉為計劃經濟體制；第二次是改革開放后完成了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二是中國經歷了兩次經濟發展轉型，即從“重工業優先發展”，到“經濟高速增長”，再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轉型。這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是“發展轉型”和“體制轉型”疊加的雙重轉型道路，也可概括為“轉軌發展”，即“在轉軌中發展，在發展中轉軌”，這就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巨大復雜性。
2022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在北京舉行。圖為首鋼園展區。牛云崗 攝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大優勢。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由于西方列強入侵，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一些先驅者就已開始探索或推動中國的現代化。直到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徹底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為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現代化的主導權牢牢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國人民的意志去實現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短短六個字，內涵非常豐富，既意味著現代化的目標是中國式的，也意味著現代化的手段是中國式的。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是手段與目標的雙重結合。
什么是中國式的現代化目標呢？除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國強”的一般性目標之外，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更強調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把人的物質和精神協調發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為現代化的中心目標來追求。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不是“單向度”的，而是多維度的。
什么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手段呢？與時俱進地擘畫現代化的宏偉藍圖，確定不同階段的中心任務和戰略目標，并為之接續奮斗，是中國共產黨建設現代化國家的科學方式，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長期執政的鮮明特征和獨特優勢。打個比方，西方國家政黨推動現代化的手段類似“擂臺賽”，常常是“你方唱罷我登場”，而中國式的現代化手段是一種整體意義上的“接力賽”，因而能夠做到“積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蘇州金雞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攝中新社記者：縱觀世界各國的現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國借鑒之處？
尹俊：現代化起源于西歐的資本主義文明和工業文明，幾百年來，簡而言之，世界各國現代化成與失的規律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現代化的失敗可能在于迷信“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模式或標準，現代化的成功必然取決于“一般性”規律與“特殊性”國情相結合下的理論與實踐創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其他國家在現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國借鑒的，但是現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無法直接借鑒的。
何謂“一般性”規律？比如各國現代化都必須一以貫之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工業化、城鎮化為動力，以人的福利為目標。這方面的“一般性”體現在各國之間可以相互比較。比如衡量生產力發展水平，無非是通過總產值、國民收入(或人均總產值、人均國民收入)、工農業產值的比例、城鄉人口比例、某些工業品的絕對產量(或人均產量)等經濟指標來區分是否實現了經濟現代化。
但現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國要因時因地制宜，建立適應本國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符合本國國情特點的上層建筑。與經濟現代化不同，各個國家的制度差異很大，并且難以像基數或者序數一樣比較。換言之，沒有一個制度現代化的標準。遺憾的是，歷史上人們往往想當然地，把已經實現經濟現代化國家的制度作為制度現代化的標準。這一觀點或者偏見，主要受發展主義思潮影響。為了便于抽象研究，發展主義的主流思潮試圖把現代化的一切問題都歸于純物質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經濟和自然環境的問題，轉化為物質利益在政府、市場、社會等主體中的分配問題。對于現代化帶來的問題，比如貧富不均、失業、環境破壞、種族沖突、軍備競賽、戰亂等，則認為可以被物質發展的成就所掩蓋；或者說，只要物質經濟發展了，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而漫長的世界現代化歷史一次又一次地證明，生搬硬套其他國家現代化路徑的國家，注定無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區郊野公園秋景。韓冰 攝中新社記者：關于中國式現代化本質特征的理論研究主要有三種觀點：“補課論”、“趨同論”和“創新論”。為何您的著作贊同“創新論”？
尹?。?/strong>改革開放以后，曾經有一種錯誤觀點認為，中國是在落后生產力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得不回轉頭來“補資本主義的課”，通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這種“補課論”的錯誤在于，1840年以來的中國現代化實踐已經證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走不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靈活創新體制機制，是為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奠定向高級階段邁進的物質基礎。
另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區別以后會越來越不明顯。這種“趨同論”的錯誤在于，社會主義國家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實行按勞分配原則，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實行的，是同資產階級所有制和資本主義分配原則根本對立的。即使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都以提高生產力為目標，甚至都采用了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仍不同，比如資本主義難以擺脫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等問題，而社會主義有制度優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書《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式現代化：重讀厲以寧》。受訪者供圖中國式現代化是一種“創新論”，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長期過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走向現代化的長期過程，是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長期過程。這一過程既包括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斷完善，是一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這一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也會帶來中國乃至世界哲學社會科學的大發展，我們不能辜負這一時代。(完)
專家簡介：
尹俊，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院長助理、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式現代化、五年規劃、習近平經濟思想、數字時代的組織管理等。已出版《中國式規劃》《經濟低碳化》《中國新型城鎮化之路》《領導力的本質》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國際高水平刊物發表多篇論文。其今年出版的新書《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式現代化：重讀厲以寧》，綜述和提煉了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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